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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会议
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和中部地区崛起研讨会暨2005年中国区域经济学学术年会
作者:xsp | 发布者:admin | 时间:2005-08-01
 
会议报道
 
 
 
7月21日至23日,由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和南昌大学主办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和中部地区崛起研讨会暨2005年中国区域经济学学术年会”在井冈山召开。
  来自国家发改委、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务院西部开发办及全国各地20余家科研机构,中国人民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等50余所高等院校的领导、专家、学者120余人参加了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万学文到会致欢迎辞,著名区域经济学家、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会长陈栋生教授到会讲话。
  会议围绕东中西部地区差异的现状、历史和现实原因、中部地区发展战略、发展政策等问题进行大会发言。专家们认为,区域协调是国民经济持续、稳定、较快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中部地区崛起必须以科学发展统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全局;以解决“三农”问题为切入点,重点加强中部地区的粮食生产基地的建设;狠抓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优化经济结构、推进城乡与区域协调发展三大着力点;通过加快体制机制创新与科技创新,推动中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和综合竞争力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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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会人员名单
姓名
工作单位
职务、职称
陈栋生
中国区域经济学会
副会长、教授
肖金成
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
中国区域经济学会
副所长、研究员
副秘书长
魏后凯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工业布局与区域经济研究室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部发展研究中心
主任、研究员
  耀
中国区域经济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
副秘书长、研究员
李以学
国务院西部开发办经济社会组
副处长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研究室
室主任、研究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与技术经济研究所
研究员
许正中
中国政府研究会、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国家行政学院
秘书长、理事、教授
安树伟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
教授、博士后
张乃剑
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区域发展研究所
所长、研究员
杜厚文
中国世界经济学会
中国人民大学
副会长
原校长,教授、博导
高德步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书记兼副院长、教授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经贸系
教师
王关义
北京印刷学院出版传播与管理学院
院长、教授
 
北京印刷学院出版传播与管理学院出版系
讲师
 
《中国教育报》
副总编
唐景莉
《中国教育报》高等教育部
主任
李树琮
首都经贸大学城市经济系
教授
孙翠兰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城市经济系
副教授、博士
齐晓明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博士生
安虎森
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
教授、博导
 
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
博士生
林民书
厦门大学经济系
教授、博导
 
浙江大学产业经济研究所
所长、教授、博导
邢洪林
浙江省区域经济研究会
常务副秘书长
王寿春
浙江财经学院区域经济研究所
浙江省区域经济研究会
所长、教授
理事
陈自芳
浙江省委党校区域经济研究所
教授
虞锡
嘉兴学院经济研究所
所长、教授
钱方明
嘉兴学院经济学院
院长、教授
 
嘉兴学院
 
任卫峰
嘉兴学院
博士生
邓常春
嘉兴学院
 
黄松玲
天津师范大学经济学院
教授
易志云
天津师范大学经济学院
教授
 
天津大学管理学院
博士生
谭清美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区域经济研究所、经济系
所长、教授、博导
张志元
山东经济学院山东区域经济研究院
院长、教授
丁焕强
山东经济学院
研究生
沈正平
徐州师范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淮海发展研究院
副院长、教授
姓名
工作单位
职务、职称
 
徐州师范大学淮海发展研究院
博士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副教授、博士
 
深圳大学经济系
研究生
孟庆红
云南省社会主义学院
副院长、教授
云南财贸学院区域发展研究所
副所长、教授
 
哈尔滨商业大学贸易经济学院
副院长、教授
 
四川大学西部开发研究院
副院长、教授、博导
丁任重
西南财经大学
副校长、教授、博导
王崇举
重庆工商大学
校长、教授
廖元和
重庆工商大学
副校长、教授
唐路元
重庆工商大学区域经济研究院(长江上游经济研究中心)
副教授、博士
李国平
西安交大经济与金融学院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
站长、教授、博导
 
西安建筑科大建筑学院城市与区域规划研究所
中国区域经济学会
所长、教授、博导
理事
李九全
西安外国语学院人文地理研究所《人文地理》编辑部
主任、副教授
汤正仁
贵州行政学院
教授
陈文福
贵州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
博士
郑胜明
新疆发展改革委地区处
高级工程师
郭丕斌
中北大学经济管理系
主任、副教授、博士
庞凤仙
山西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副教授
张慧霞
山西财经大学区域经济研究所、旅游管理系
所长、副主任、教授
张杏梅
山西师范大学
讲师、研究生
昝国江
山西师范大学
研究生
 
山西师范大学
研究生
王瑞绢
山西师范大学
研究生
 
山西师范大学
研究生
程必定
安徽省社科联
中国区域经济学会
党组书记、研究员
常务副主席
谢培秀
安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所
副所长、研究员
孙都光
安徽冶金科技职业学院科研处
讲师
储节旺
安徽大学管理学院
教授、博士
高建华
河南大学环境与规划学院
副院长、教授、博士
伍新木
武汉大学长江发展研究院
副院长、教授、博导
严清华
武汉大学商学院经济系
主任、教授
 
武汉社会科学院信息研究所
所长、副研究员
 
武汉理工大学经济学院
副教授、博士后
 
华中科技大学
博士生
柳思维
湖南商学院经济管理研究所
湖南省社科联
所长、教授、博导
副主席
郭辉东
湖南省人民政府经济研究信息中心
副厅级研究员
袁建四
湖南省人民政府经济研究信息中心
副研究员
屈莉萍
湖南省人民政府经济研究信息中心
助理研究员
胡武贤
湖南文理学院经济与资源环境系
副主任、教授
尹元元
湖南商学院北津学院
讲师、博士生
 
湖南商学院
助教、研究生
邓敏娜
湖南师范大学
研究生
万学文
全国人大常委、江西省人大
副主任
汪立夏
江西省教育厅社政处
处长
彭道宾
江西省统计局
副局长、高级经济师
刘三秋
南昌大学
副校长、教授、博导
周绍森
江西省人大常委、教科文卫委副主任
南昌大学原党委书记、中国中部研究中心主任
教授、博导
尹继东
南昌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南昌大学中国中部经济发展研究中心
院长、教授、博导
副主任
宋三平
南昌大学科研处
社科处负责人、教授
 
南昌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书记
陈剑林
井冈山学院
博士生
高建斌
井冈山学院商学院
副教授
黄秋如
井冈山学院商学院
副教授
陈新锋
井冈山学院商学院
副教授、博士
邱小林
南昌理工学院
董事长
赖春林
南昌理工学院
副院长
李新建
江西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教授
廖汉鲁
华东交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副教授、博士生
陈运平
江西师范大学研究生学院
院长助理、副研究员、博士生
 
江西农业大学
讲师、博士生
 
南昌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经济学系
副主任、副教授
王玉帅
南昌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讲师、博士生
 
南昌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系
博士生
胡德龙
南昌大学中国中部经济发展研究中心
博士生
 
南昌大学中国中部经济发展研究中心
 
郭斌南
南昌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硕士生
 
南昌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硕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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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程安排
间:7月22日上午8:00~8:50 开幕式
地点:井冈山西苑宾馆
主持人:南昌大学原党委书记、中部研究中心主任周绍森教授
1)介绍领导和来宾
2)全国人大常委、江西省人大副主任万学文讲话
3)井冈山市领导讲话
4)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陈栋生教授致辞
5)南昌大学副校长刘三秋教授致辞
6)井冈山学院院长张泰城教授致辞
7)南昌理工学院邱小林董事长致辞

间:7月22日上午9:00~10:30 学术报告会主持人: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会长、安徽省社联党组书记程必定研究员
报告人:
1.中国社会科学院工经所室主任、西部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魏后凯研究员
报告题目:“十一五”我国中央区域政策的科学基础
2.中国国际经济学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杜厚文教授
报告题目:论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
3.重庆工商大学校长王崇举教授
报告题目:以构建和谐社会引领西部大开发
4.武汉大学长江发展研究院执行副院长伍新木教授
报告题目:中部地区基础工业发展的区域关联分析——中部塌陷的一种新视角
5.四川财经大学副校长丁仁重教授
报告题目:经济增长:资源、环境和极限问题的理论争论与人类面临的选择
6.江西省统计局副局长彭道宾高级经济师

时间:7月22日上午10:30~12:00 学术报告会
主持人:国家发改委副所长、全国经济学会副秘书长肖金成研究员
报告人:
1.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秘书长、中国社科院工经所陈耀研究员
报告题目:设立国家区域政策委员会的意义及当前亟待研究的问题
2.嘉兴学院经济所所长虞锡君教授
报告题目:浙商投资中部地区的特征和动因
3.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室主任刘勇研究员
报告题目:关于促进中部崛起战略的若干思考
4.国务院西部开发办李以学处长
5.湖南商学院经济管理研究所所长、湖南省社联副主席柳思维教授
报告题目:实施民营企业名牌战略加快“中部崛起”
6.南昌大学中国中部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周绍森、胡德龙
报告题目:提高区域创新能力是促进中部崛起的突破口

A 组:区域经济理论组
地点:西苑宾馆会议室

时间:7月22日下午14:30~16:20
主持人:重庆工商大学校长王崇举教授
报告人:
1.西安交大经济学流动站站长李国平教授
2.浙江大学产业经济研究所所长汪斌教授
3.中国政府研究会秘书长、国家行政学院许正中教授
4.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安虎森教授
5.厦门大学经济系林民书教授
6.四川大学西部开发研究院副院长邓玲教授
7.徐州师范大学淮海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沈正平教授
8.山西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安树伟教授
9.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博士后、武汉理工大学经济学院高萍副教授

时间:7月22日下午16:30~18:20
主持人:四川财经大学副校长丁任重教授
报告人:
1.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建筑学院城市与区域规划研究所所长、
中国区域经济学会理事张沛教授
2.北京印刷学院出版传播与管理学院院长王关义教授
3.浙江财经学院区域经济研究所所长、
浙江省区域经济研究会理事王寿春教授
4.河南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刘东勋教授
5.贵州行政学院汤正仁教授
6.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城市经济系孙翠兰副教授
7.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刘力
8.云南财贸学院区域发展研究所副所长张伟教授
9.安徽冶金职业技术学院科研处孙都光

B 组:促进中部崛起组
地点:金叶宾馆会议室

时间:7月22日下午14:30~16:20
主持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书记兼副院长高德步教授
报告人:
1.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
中国人民大学区域经济研究所博士李青研究员
2.武汉大学商学院经济系主任严清华教授
3.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区域发展研究所所长张乃剑研究员
4.南昌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中部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尹继东教授
5.重庆工商大学副校长廖元和教授
6.天津师范大学经济学院黄松玲、易志云教授
7.武汉社会科学院信息研究所所长王铁副研究员
8.湖南省人民政府经济研究信息中心袁建四

时间:7月22日下午16:30~18:20
主持人:南昌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中部研究中心副主任尹继东教授
报告人:
1.湖南省人民政府经济研究信息中心郭辉东研究员
2.山西财经大学区域经济研究所所长张慧霞教授
3.浙江省委党校陈自芳教授
4.江西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李新建教授
5.安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所副所长谢培秀研究员
6.山西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庞凤仙教授
7.南昌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经济系副主任陈斐副教授
8.安徽大学管理学院储节旺教授

时间:7月22日晚上19:40~21:00
分别召开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常务理事(扩大)会议和南昌大学中国中部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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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纪要
——区域经济协调背景下中部地区的崛起对策
 
由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南昌大学主办,南昌大学中国中部经济发展研究中心、经济与管理学院承办的题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和中部地区崛起研讨会暨2005年中国区域经济学学术年会”于7月21日至23日在井冈山召开。
有来自国家发改委、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社科院、中国科学院、中国区域经济学会以及全国各地20余家科研机构,人民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四川大学、厦门大学等50余所高等院校以及国务院西部开发办、江西省人大、教育厅、统计局等部分政府机构的领导、专家、学者120余名代表参加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万学文到会致欢迎辞,著名区域经济学家、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会长陈栋生教授做开场讲话。
会议围绕逐步东中地西区差异的现状、历史和现实原因、中部地区发展战略、路径选择、发展政策等问题进行大会发言,并按区域经济理论和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分组发言和讨论。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肖金成副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工业布局与区域经济研究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西部发展研究中心魏后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陈耀研究员,国务院西部开发办经济社会组李以学研究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研究室主任刘勇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安树伟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李青研究员,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区域发展研究所张乃剑所长,中国人民大学原校长、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杜厚文教授,国家行政学院许正中教授,安徽省社科联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会长程必定研究员,武汉大学长江发展研究院副院长伍新木教授,湖南商学院经济管理研究所所长、湖南省社科联副主席柳思维教授,南昌大学中国中部研究中心主任周绍森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高德步教授,南昌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尹继东教授等30余位专家先后作了大会发言。这次会议不仅仅是营造学术氛围、繁荣学术交流,更重要的是在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和中部崛起重大课题上为国务院有关部门和中部地区各级政府提供决策参考。
与会专家认为,区域协调是国民经济平稳运行,较快发展的基础,是大国经济发展需要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而中部地区崛起正是当前我国实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迫切要解决的重大问题。经过27年的发展,东中西的区域发展差异总体态势未变,且相互间的差距继续扩大。中部地区近年来由于多种因素的作用,出现“塌陷”的趋势,表现为“经济发展水平低,结构不合理,城市化、工业化不足,区域创新能力弱,产业集群不够,名牌产品缺乏,经济发展模式没有质的变化,观念体制落后等现象依然突出。”
但是中部的又是客观存在,逐步地处全国的水陆运输的中枢,具有承东启西,连接南北,国脉汇聚,吸引四面、辐射八方的区位地缘优势,是国家重要的农业基础、能源和原材料生产与输出基地。当资源约束在东部几个快速发展地区首先端倪之时,中部6省的战略价值和地位愈益凸现。
中部地区需要崛起,这是国家整体区域协调的必然结果。没有中部地区的崛起就没有中国的崛起,没有中部的崛起,东中西互动将缺乏畅通的脉络。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温总理已指示“抓紧研究制定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规划和措施”。所以中部崛起将是为期不远的事情。
从崛起的内容和路径选择看,应充分体现、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经济增长方式局部完成向资源节约型,环境有好型的转变,提高经济增长与效益,使广大人民群众既能投身参与崛起,亦能分享崛起的利益,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有实在的提高。
中部崛起主要是要正确处理一系列的关系:(见陈栋生:区域协调发展和中部地区的崛起)
(一)      政策扶持和内生增长力的培育
一个地区经济的发展,根本在于内生自增长能力,但不能排除政策扶持的重要作用。东部沿海地区开发、开放,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都有系统的政策措施。但迄今为止在国家区域体系中唯独中部地区尚缺乏明确系统的正确举措。
中部地区为中国革命及新中国的成立,为改革开放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做出过巨大的牺牲。因此,现在中部有理由要求国家出台相应的问题针对型中部经济发展政策,对中部地区应实施与其他地区同等的财政政策,在国企改革、科技创新及基础设施建设上享受同等的政策待遇。
(二)      统筹城乡发展和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
区域经济有三大空间构成要素:区域经济中心、区域经济腹地和区域经济网络。因此,中部经济的发展包括三个层次:
第一层次是完善省会城市及其经济圈的功能。城市是区域经济的增长极,通过多经济形态的经济网络对广大腹地或农村地区发挥辐射和吸引作用,成为区域经济增长的一般模式。
中部地区可以形成的城市群包括:武汉地区城市群、中原地区城市群、湘中地区城市群、昌九城市群、合肥—皖江城市群、晋中城市群。发展城市群功能,需要转变城市化发展的思路,从重视“区域扩散”向“人口聚集”转变,从“规模扩张”向重视功能转变,从重视“基础设施建设”建设向“要素聚集”功能转变,从政府为主题向企业为主体转变,从经济增长型向综合质量型转变。
第二层次是培育壮大一批区域性中心及其核心城镇群。通过这些城市群带动更大面积的经济发展。这是目前要着力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
第三层次是发展县域经济。县域经济是国民经济的基石。中部地区落后东部,主要的不是城市经济而是县域经济。在县域经济发展的同时,特别要注重县域社会事业的发展,尤其是教科文卫事业的协调发展。
第一层次是关键,没有几个大的辐射力强的大城市的带动作用,经济发展缺乏牵引力。第一层次的发展需要政府尤其是国家的宏观协调,需要在中部地区布置几个发展中心。第三层次是基础,没有县域经济的发展,中心城市的发展是孤立无援的,也很难取到应有的效果。该层次的发展主要是依靠民间资本和民营经济,为此要充分放开搞活,需要政府对县级经济出台众多的鼓励措施。第二层次是连接中心城市和县域经济的桥梁,是中心城市经济向县域经济辐射的地带,该区域既要灵活的政策,也需要国家和政府对它们的统筹协调和一定的政策支持。
(三)      对内对外开放和本土创业者的培养
中部地区经济外向度偏低,在重视引进境外、区外资金与技术的同时,对本土投资者、创业者要同等重视。
总之,中部地区的崛起,必须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的全局,以“三农”问题为切入点,重点加强中部地区的粮食生产基地建设,加大支持中部的扶贫开发和防震减灾;狠抓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优化机构,推进城乡与区域发展三大着力点,坚持改革开放,积极吸引境外和区外资金,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启动科技创新,推进中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和综合竞争力的提升。大力发展科教事业,提高人口尤其是农村人口的素质和就业能力等。当然,在中部崛起的过程中,容易出现争龙头的现象。但是,龙头老大不是争出来的,而是干出来的,是自然形成的结果。当前,中部各界以及关心中部崛起的区外认识,要通过多种途径,多种形式反映6省长期研究成果与各种诉求,促进中部政策尽早出台,争取纳入“十一五”规划予以实施,则其作用会更加直接,效果会更加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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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协调与中部地区的崛起
——2005年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年会会议论文综述
 
(周绍森 储节旺   胡德龙)
由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南昌大学主办,南昌大学中国中部经济发展研究中心、经济与管理学院承办的题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和中部地区崛起研讨会暨2005年中国区域经济学学术年会”于7月21日至23日在井冈山召开。
有来自国家发改委、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社科院、中国科学院、中国区域经济学会以及全国各地20余家科研机构,人民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四川大学、厦门大学等50余所高等院校以及国务院西部开发办、江西省人大、教育厅、统计局等部分政府机构的领导、专家、学者120余名代表参加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万学文到会致欢迎辞,著名区域经济学家、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会长陈栋生教授做开场讲话。
本次会议不仅仅是营造学术氛围、繁荣学术交流,更重要的是在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和中部崛起重大课题上为国务院有关部门和中部地区各级政府提供决策参考。会议围绕逐步东中地西区差异的现状、历史和现实原因、中部地区发展战略、路径选择、发展政策等问题进行大会发言,并按区域经济理论和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分组发言和讨论。会议取得的成果主要有:
一、中部塌陷依然存在
与会专家认为,区域协调是国民经济平稳运行,较快发展的基础,是大国经济发展需要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而中部地区崛起正是当前我国实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迫切要解决的重大问题。经过27年的发展,东中西的区域发展差异总体态势未变,且相互间的差距继续扩大。中部地区近年来由于多种因素的作用,出现“塌陷”的趋势,表现为:“经济发展水平低,结构不合理,城市化、工业化不足,区域创新能力弱,产业集群不够,名牌产品缺乏,经济发展模式没有质的变化,观念体制落后等现象依然突出。”“经济规模不大,水平不高;财政收入低,县级财政运转困难;生产要素大量外流,对外开放程度偏低;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不高”等。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比较:
1、经济总量增长速度比较:2002年首次出现东快西次中慢的新态势 ,2003年更加突出
改革开放以来,东、中、西部地区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速度一直是东快西慢中部居中的态势。在西部大开发战略和国家有关政策的引导下,地区发展差距缩小。东部地区继续保持快速增长态势,成为支撑国民经济全局的重要力量。西部地区经济“亮点”不断生成,经济增长速度明显加快。2002年全国各地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数据表明,我国以往东快西慢中部居中的经济增长基本格局已被打破,经济发展呈现出东部最快、西部居中、中部较慢的增长态势。2003年中部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仍然低于东部和西部地区,且中部地区增长率的增长速度小于西部地区2.87个百分点。
2、人均GDP增长比较:中部与东部差距拉大,与西部差距缩小
2003年中部GDP约占全国比重的1/4,但人均仅为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地区1/5到1/8,甚至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
3、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比较:西部一直明显高于中部
2000年在积极财政政策的作用下,西部地区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进一步扩大,基础设施状况继续改善。2001年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西部地区的固定资产投资迅速增加。2002年三大地区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都有所提高。东部地区市场因素带动投资增长加快,西部地区政策性因素作用投资增长较快,在市场和政策的双重作用下,中部地区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加快;但相比之下,中部地区投资增长率仍低于西部。
4、现代化水平比较:第一、二次现代化东中部之差远大于中西部之差,新经济指数前进位次中部下降、西部攀升
从总体来看,东、中和西部地区新经济指数分值分别为56.5、41.9和42.1,中部地区分值低于东部14.6分、低于西部0.2分。中部地区新经济指数与人均GDP分别在全国排位前进位次平均落后4个位次,然而西部地区却前进了3.8个位次。这足以说明在知识经济来临的当今时代,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后劲十足。
5、消费倾向比较:中部远低于西部,略低于东部
消费倾向是反映市场需求潜力的一个重要指标,2002年东中西三大地带的消费倾向指数分别为77.4、76.7、81.5。中部地区的消费倾向偏低将会制约中部经济的发展。
中部塌陷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制定了区域非均衡的“梯度推移战略”。这一战略的核心是优先发展沿海地区,对沿海地区倾斜发展政策的实施,造成区域差距越来越大,区域矛盾与摩擦也日益加剧,进而影响到包括东部沿海地区在内的国家的整体发展。由于差距过大导致的严重不平衡,还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2000年正式出台了“西部大开发”战略和随后的“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国家便出台了一系列的旨在加强西部和东北地区发展的财政、资金、产业优惠政策的实施,其直接结果造成近几年西部地区较高的经济增长率,但由于东部地区占尽了改革的先发优势,并在市场机制作用下进一步发挥惯性作用以及区域垂直分工体系下的双重利益、区域要素收益率差异的“放大效应”和“抑制效应”,使得东中西部差距仍在继续扩大。至此,中部六省地区成为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区域发展政策的“边缘”地区,在经济上也成为国家经济发展增长速度上的“凹地”。
二、中部优势正在凸现
各省的经济状况、政策效用等呈现明显聚类特征,它们在东西南北的区域发展中形成了举足轻重的中部区域经济体系。近年,当我们重新审视国家粮食安全问题,当煤电油运全面紧张,成为解决国民经济进一步增长的“瓶颈”,当资源约束在东部几个快速发展地区首先端倪之时,中部6省的战略价值和地位愈益凸现。中部拥有不应该被忽视的客观优势,这种优势主要有三个方面:
1.区位交通运输和通讯优势十分明显。
从地理位置上来看,中部地区地处祖国内陆,处于东南沿海发达地区与西部待发展地带的结合处,具有承东启西、接南连北的枢纽作用,国脉汇聚,吸引四面、辐射八方,是东部和西部连接的桥梁和我国重要的人流、物流、商流和信息流的中心,这种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为中部经济的振兴提供了巨大的潜在优势。目前,中部已经成为产业转移的重要过渡带,成为沿海发达地区产业梯度转移的首选之地,在全国地域分工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正在发挥着不可或缺的经济“二传手”的作用,处在全国经济、政治、社会发展的重心位置。
2.产业体系比较完备、优势相对明显
(1)基础产业业已成熟
中部地区是我国最强大的基础原材料生产地区,有发达的基础产业。中部地区是我国重要的商品粮基地,其农业生产地位举足轻重。此外,中部地区工业基础完备,传统产业占有很大比重,在全国占有重要位置。如今,中部地区是我国战略重点地区,轻纺工业和精密加工业也有一定的优势。
(2)能源、重工业潜力巨大
中部能源资源丰富。拥有8大煤田,中原、河南2大油田,3大水电站。中部是我国传统的重工业生产基地,形成了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其中煤炭采选、金属矿采、非金属矿采、金属冶炼、非金属矿物制品、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电力蒸汽热水生产及供应、石油加工及炼焦等12个行业占全国比重较大,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
3.资源优势十分突出
(1)劳动力资源充足:中部省份既是农业大省,也是农民大省、人口大省、劳动力大省。中部地区约占全国行政区总数的1/5,国土面积占全国的10.7%,人口占全国的28.1%,
(2)智力资源雄厚:中部6省虽然经济欠发达,但有重视科教的传统,几十年来积聚了全国一大批有影响的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科教实力雄厚,人力资源丰富。综合科技实力排名全国第三(仅次于北京、上海)。
(3)矿藏资源蕴藏丰富: 据勘察统计,东、中、西部三个地带矿产资源的潜在价值之比为1:2:2,中部潜在的矿产资源价值与西部相当,而实际开发利用价值却优于西部。
(4)淡水资源得天独厚:全国十大流域中,中部拥有第一大流域长江,第二大流域黄河,第五大流域淮河,第一大淡水湖鄱阳湖,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第四大淡水湖巢湖。2003年中部6省水资源总量7,029.36亿立方米,占全国的25.0%。
(5)旅游资源富有特色:自然旅游资源:中部地区正好处在我国大陆架自西向东过渡三梯度的第二阶段,即从高原向平原地区过渡的阶段。这种独特的自然特征造就了中部山奇水秀的自然景观;人文旅游资源:中部地区是我国文化的发祥地,拥有灿烂的文明,拥有古老的中原文化、荆楚文化、三晋文化、湖湘文化、徽文化和赣文化,文化积淀丰厚;红色旅游资源:中部地区是中国革命的摇篮,为中国革命付出过巨大的牺牲,留下了许多珍贵的革命遗迹;科教旅游开始凸现。
 
三、中部地区崛起是区域协调的重要组成部分
区域协调的内涵是:一方面要不失时机地加大落后地区开发的力度;另一方面对落后地区发展的倾斜政策要以不影响全国经济健康快速发展为前提。两个方面无论缺少哪一个方面,都不符合区域协调发展的要求。区域协调发展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手段之一,区域协调发展的目标是各地区间的共同富裕。按照区域协调发展的要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应该对落后地区实施由优惠财税政策和其它有关经济政策组成的区域政策,以建立区域间大体一致的经济发展条件,求得区域间发展机会的相对均衡,为区域间共同富裕创造必要的条件。其核心是要形成合理的“区域互利合作机制”和“区域利益调节机制”,以促进区域的均衡发展。
没有中部地区的崛起就没有中国的崛起,没有中部的崛起,东中西互动将缺乏畅通的脉络。随着经济市场化的推进,各地区之间要素流动不断加快,区际经济联系和交往越来越紧密。因此,中部地区崛起,是国家整体区域协调的必然要求。研究中部崛起,应该从统筹区域发展要求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角度来看中部地区问题,不能单纯就中部地区的发展来讨论中部崛起;应该从中央政府而不是地方政府的角度来看中部地区问题,不能从单个地方发展的局部需要角度来研究中部地区问题。
中部地区在我国由自然地理环境条件、空间开发的历史背景以及世界区域经济基本态势等所决定的由东向西逐步递减的区域经济格局中,无论是经济发展水平,还是资源的拥有量上,都与其所在的地理位置一样处于全国居中的地位。中部地区应该充分利用这一特殊的地位,使“中部崛起”在我国区域协调发展中起到其独特的重要作用。无论如何,良好的基础设施条件及增长潜力,使其依然能保持居中的发展速度和水平,从而为我国区域协调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所以,“中部崛起”的力度越大、全国处于中等发展水平的地区越广阔,区域协调发展的基础就越牢,社会也就越稳定。因为,一方面如果区域政策对落后地区倾斜幅度过大,影响了发达地区经济的增长,但只要“中部崛起”有力,就能有效地维护区域协调发展的顺利进行;另一方面,如果地区政策实施力度不够,地区差距扩大,只要“中部崛起”有力,也能有效地缓解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压力,保持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但是,我们也应该意识到,统筹区域发展,必须着重于问题区域的发展与区域关系协调,而不能仅仅停留于战略层次。中部崛起需要在政策层面而不是战略层面上考虑,其原因如下:第一,中部地区所面临的区域问题是复合性的,单纯一个战略难以解决中部地区的滞后问题。第二,在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与“东北地区振兴战略”之后,再提出“中部崛起战略”,会导致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目标不明确。如果长期纠缠于区域战略问题,中部地区的利益要求不可能得到满足,这必然会影响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实施。
 
四、加快中部地区崛起的战略选择
从崛起的战略选择看,应紧紧抓住本世纪头二十年重要战略机遇期,坚持以新型工业化道路为核心,以大开放为主战略,以体制机制创新为强大动力;大力推进信息化、城镇化、农业产业化和生态化;牢牢把握投资是“第一拉动力”、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人力资源是“第一资源”等加速经济增长的三大要素,作为全面提高区域综合竞争力的切入点;大力建设长江中游、黄河中游经济区,以及十多个都市圈和一大批经济强县;创立现代制造业、生态农业加工与供应、能源和原材料加工与供应三大基地和国内外旅游胜地;在积极参与国内经济大循环和国际经济大竞争中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部地区的崛起。
(一)发展目标
第一步,用8年左右时间,到2010年,使中部地区人均GDP达到全国平均水平,即由2002年人均GDP占全国平均水平的87%提高到2010年的100%,这是主要指标。同时,三产结构、城镇化水平、开放度和现代化指数等均接近或达到全国平均水平。
第二步,再用10年左右时间,到2020年,使中部八省人均GDP超过全国平均水平8—10%。这一水平即为中部崛起的主要目标。同时,三产结构、城镇化水平、开放度和现代化指数等达到或好于全国平均水平。
要实现这一宏伟目标,中部地区GDP年均增长速度要求领先全国平均水平3到4个百分点,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中部崛起的目标任务非常艰巨。
(二)基本思路
总体而言,中部崛起的基本思路主要是要正确处理一系列的关系,其中关键的有:
1.政策扶持和内生增长力的培育
一个地区经济的发展,根本在于内生自增长能力,但不能排除政策扶持的重要作用,特别是最初启动和某些障碍与困难的克服。东部在开放时通过对中部资源产品的低价转移获得了发展的原始动力,而且发达的东部地区,其税负反而低于中部,这都是因为政策的倾斜所致。西部地区和东北三省近几年的初步转变,也证明了有针对性的政策扶持的重要作用。
中部地区许多城市与矿区,和东北三省的问题很近似,国有老企业多、设备与技术老化、历史包袱沉重,矿业城市资源枯竭、地面沉降、亟待发展接续产业等等。建议比照东三省的政策,对中部6省,提前实施增值税转型;国有企业剥离社会职能时,中央财政予以适当补助;国有企业改制时,有条件的核销呆账坏账;利用国债或专项资金支持老工业基地上一批技改项目;对重大装备科研、攻关设计给予必要扶持;对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给予系统支持等。中部地区的西侧(如晋西、豫西、鄂西、湘西)和皖、赣山区,在交通等基础设施条件方面,和西部有类似处,除鄂西、湘西两个自治州已比照享受西部地区有关政策外,争取其他山区亦享受同样的政策待遇。中部农村人口比例高,大部分又集中在粮食主产区,近年两个一号文件的各种支农、惠民的政策,有必要更加系统集中的投入到中部农村。
中部地区为中国革命及新中国的成立,为改革开放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做出过巨大的牺牲。因此,现在中部有理由要求国家对中部地区实施与其他地区同等的财政政策,在国企改革、科技创新及基础设施建设上享受同等的政策待遇以及出台问题针对型的中部发展政策。
国家在制定西部大开发战略时,提出的完整的战略思路是:“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促进中西部地区的发展”。这实际上是一个中西部共同开发的战略。但是,在具体落实和实施过程中,这个战略后面的一句话往往被人们忽视了。正如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战略中的“等”字,在具体的落实和实施过程中被忽视一样。强调中部发展政策也是回归中央区域发展政策本来面目的一个合理要求。
2.统筹城乡发展和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
中部地区国土面积102.73平方公里,要崛起,只能首先重点突破。我国现在总体上已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中部地区统筹城乡发展,就是要充分发挥城市对农村的带动作用和农村对城市的促进作用,加快农业产业化、农村工业化、农村城镇化和农民市民化进程,突破城乡二元结构,形成以城带乡、以工补农的发展新机制和城乡开放互通、互补互促、共同发展的新格局。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最根本的是要调整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分配格局,通过加大转移支付力度和调整财税政策,加大对农业和农村的支持力度,扩大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增强农业和农村发展的内在动力。(1)统筹城乡产业布局;(2)统筹城乡经济结构调整,提升中部农业产业化水平;(3)统筹城乡建设规划,提高中部地区城镇化水平。(4)统筹城乡财税制改革,完善对农业和农村的支持保护体系。(5)统筹城乡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促进城乡社会事业发展一体化。(6)统筹城乡配套改革,促进城乡经济社会体制一体化。
3.对内对外开放和本土创业者的培养
中部地区经济外向度偏低,在重视引进境外、区外资金与技术的同时,对本土投资者、创业者要同等重视。
(三)发展模式
加快中部地区发展的模式需采取非均衡、超常规、跨越式发展模式。
一是中部发展的基本模式总体上应该采取非均衡战略,并充分运用梯度和反梯度规律;
二是中部的发展如果完全按照产业梯度转移,则中部只能亦步亦趋地跟在发达国家和先进地区后面发展,按部就班先推进一次工业化,再进行二次工业化,这就不是超常规的新型工业化的路子,也难以实现中部崛起;
三是为了实现中部人均GDP达到并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在发展速度上必须缩小与东部地区的差距,并超前西部地区,这就必须采取跨越式发展战略,这主要是指大力开发人力资源,加快科技创新,充分利用高科技和信息化,通过技术跨越实现生产力跨越,从而获得稳定、持续、较高的增长速度,实现中部地区的崛起。
(四)发展方略
1.成立国家区域政策委员会,加快中部地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提出设立国家区域政策委员会,是基于中国的大国国情、“四大板块”政策的合理有序安排、机构精简以及建立有效的区域协调机制的客观需要和必然要求,是落实中央“统筹区域发展”战略方针的组织体现和保障。“西部大开发战略”体现了政府“弥补市场缺陷”的公平原则,而“东北振兴战略”则体现的是“增长和效率”原则,那么,目前提出的“促进中部崛起战略”似乎是要体现“全面、协调”的意图。然而,在国家财力和政策资源有限的前提下,这种“完整的”战略和政策实际上必然会弱化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政府)应具有的职能(因为各类区域都要分吃“蛋糕”;最终导致政策无差异,也就等于无政策)。其次,由于区域政策的实质是国家利用掌控的政策资源,通过再分配工具,对国内特定区域实施的发展援助。这种区域援助政策性强、期限长,必然要影响到另一部分地区利益。有鉴于此,必须重视对宏观调控政策实施“区别对待、有保有压”的研究,体现在区域层面就是要使宏观调控政策与国家的区域发展政策相一致。否则,将产生“政策抵消效应”,浪费国家财力等资源。
促进中部崛起,应以“三农”问题为切入点,以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为主攻目标,重点建设好六大城市群,促进与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沿海发达地区的合作与联动,打破各省间的行政分割和市场分割,制定实施包括金融互通、市场融合、信息共享平台和人才自由流动的区域一体化政策。所以,中部地区的协调发展不止是内部的,也是内外互动的。
2.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推进城市化进程
中部地区城市工业发展效益较低,影响城市化与城市发展,进而使得城市对整个区域的带动作用不强,如何促进城市与工业发展是中部崛起所要解决的最为关键的问题。
中部地区要崛起,首先要加快新型工业化进程,优化产业结构,实现产业结构升级。这样,才能解决粮食主产区地位不能变与“无工不富”的矛盾,实现粮食主产区与新型工业基地并驾齐驱,才能缩小与东部地区的经济差距。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是实现中部地区崛起的核心和关键。中部地区是老工业基地,能源、冶金、机械、化工、纺织、食品等传统产业具有相当基础和一定优势。目前,以光电子信息、新材料、先进制造技术以及生物医药为重点的高新技术产业已初具规模。因此,建议国家出台一系列优惠政策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支持中部地区实现产业优化升级,发展优势产业。如果国家在“十一五”计划期间,从信贷、技改投入、核电立项等方面予以重点支持,中部地区不仅将很快成为重要能源基地,从而确保国家能源安全,而且由于水电和核电的进一步开发,优化能源结构,有利于循环经济节约型经济的发展。如果国家参照扶持东北老工业基地改造的优惠政策,从社会保障、国债资金、税收优惠、债务豁免、增值税转型补贴、技改资金投入等方面给予支持,中部地区老工业基地就能轻装上阵,焕发青春,再显活力,继续发挥国家经济建设主力军作用。
城市是区域经济的中心,是工业化的依托和平台,对区域经济发展起着核心带动作用。国内外经验表明,城市化水平的高低已成为衡量一个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对于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没有城市化,就没有工业化,没有现代化。必须充分利用城市资源,大胆探索制度创新的路子,运用市场经济手段全方位经营城市。尤其要在城市投融资体制改革、市政公用行业改革、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等方面取得突破。
按照区域经济有三大空间构成要素:区域经济中心、区域经济腹地和区域经济网络,中部经济的发展也应按照以下三个层次进行:
1)第一层次是完善省会城市及其经济圈的功能
城市是区域经济的增长极,通过多经济形态的经济网络对广大腹地或农村地区发挥辐射和吸引作用,成为区域经济增长的一般模式。
中部地区可以形成的省会为中心的城市群包括:武汉地区城市群(武汉)、中原地区城市群(郑州)、湘中地区城市群(长沙)、昌九城市群(南昌)、合肥—皖江城市群(合肥)、晋中城市群(太原)。发展城市群功能,需要转变城市化发展的思路,从重视“区域扩散”向“人口聚集”转变,从“规模扩张”向重视功能转变,从重视“基础设施建设”建设向“要素聚集”功能转变,从政府为主题向企业为主体转变,从经济增长型向综合质量型转变。
2)第二层次是培育壮大一批区域性中心及其核心城镇群
通过上述城市群带动更大面积的经济发展。这是目前要着力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
在长江中游经济区中,以武汉及其周边孝感、鄂州、黄石、咸宁构成的“大武汉都市圈”为核心,连同合肥及沿江马鞍山、芜湖、铜陵、安庆构成的“皖江都市圈”,南昌、九江、景德镇形成的“南昌都市圈”、长沙、株州、湘潭形成的“长株潭都市圈”,以及可由沙市、荆门、襄樊、江陵、宜昌以至重庆市的万县等组成的“三峡都市圈”;黄河中游经济区可以郑州及其周边新乡、开封、许昌、洛阳的“中原都市圈”和以太原为中心,忻州、阳泉、晋中等城市构成的“晋中都市圈”为支撑,形成带动豫晋两省的经济区域体系。
3)第三层次是发展县域经济
县域经济是国民经济的基石。中部地区落后东部,主要的不是城市经济而是县域经济。中部地区尚未能形成长江中游经济区,也就是缺乏强有力的县域经济支持。所以在发展中部地区的区域经济中,壮大县域经济是基础工程。在淮海经济区中除了属东部地区的鲁南、苏北外,就是属中部地区豫东的开封、商丘,周口、皖北的淮北、亳州、宿州、蚌埠。目前他们的经济实力都相对较弱,但发展前景却十分看好。
在县域经济发展的同时,特别要注重县域社会事业的发展,尤其是教科文卫事业的协调发展。县域经济是经济区、都市圈之下的层次,是区域经济的基础。
(4)三大层次的协调发展
第一层次是关键,没有几个大的辐射力强的大城市的带动作用,经济发展缺乏牵引力。第一层次的发展需要政府尤其是国家的宏观协调,需要在中部地区布置几个发展中心。第三层次是基础,没有县域经济的发展,中心城市的发展是孤立无援的,也很难取到应有的效果。该层次的发展主要是依靠民间资本和民营经济,为此要充分放开搞活,需要政府对县级经济出台众多的鼓励措施。第二层次是连接中心城市和县域经济的桥梁,是中心城市经济向县域经济辐射的地带,该区域既要灵活的政策,也需要国家和政府对它们的统筹协调和一定的政策支持。
需要支出的是,中部地区是规划区,而不是经济区,中部地区位于中国腹地,同时又是“四出之地”,经济发展的空间指向是四方扩散的。中部地区的这种区位特征决定了,中部地区不可能成为一个经济区,也不会有单一中心,而是多中心的。中部地区任何一个城市都不可能承担整个区域的经济中心功能,而只能成为一定区域尺度上的经济中心;但城市之间又有密切的联系,在一定的自然、地理、文化、交通和行政管理条件下,形成若干个城市群。
3.以工业化的思维解决“三农”问题,实现农业产业化和现代化
中部地区是我国重要的粮食主产区,该区域的农民占全国农民总数的31.2%,提供全国30%以上的农产品,中部粮食主产区是我国“三农”的主体部分,也是矛盾和问题的集中地区。只有将中部的“三农”问题解决了,中国的“三农”问题也将迎刃而解。中部地区通过大力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农副产品加工业,就可以做到既促进农业劳动力转移,又可把土地密集型产业的劣势转换为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提高农业的竞争力。靠大力发展各种特色产业,可以兴起一批特色产业品牌,靠特色产业品牌拉动一批特色产业链、特色产业群、特色产业带。
中部地区推进农业产业化,必须用工业化方式组织农业生产经营,把工业管理理念、生产方式、营销手段、科学技术植入农业,实现农业与工业的有效对接,用市场的手段配置农业资源,提高农业的集约化程度和经济效益。今后要加大政府对农业产业化扶持力度,多元筹措资金投入加大招商引资力度,积极培育和扶持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积极推进无公害、绿色食品战略,强化品牌意识。建议国家制定农业产业化专项规划,设立专项资金,集中用于对中部粮食主产区农业产业化项目的贷款贴息或资本金补助,培育和扶持一批技术含量高、产业链条长、带动能力强的农副产品加工项目。同时,建立国家对农业的长效投入机制,国家农业综合开发资金以及各种支农专项资金,向中部粮食主产区重点倾斜,用以加强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增强经济实力。
4.大力推进产业结构、经济结构调整和培育优势产业群
中部与东部相比,表面上是经济增长速度慢、发展水平落后,实质上是经济结构不合理。由于历史原因,中部至今未能改变农业区和资源粗加工区的经济结构。2002年,从产业结构看,三次产业结构为17.69∶46.65∶35.66,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第一产业高3.16个百分点,第二产业低5.09个百分点;从就业结构看,第一产业的从业人员占全部从业人员的比重为53.69%,高于全国3.22个百分点;从工业化程度看,中部为39.48%,比全国低5.16个百分点,工业主要集中在纺织、食品、饮料、化学、钢铁冶金及有色金属和机械等传统工业部门。因此,中部地区要努力实现产业结构由资源、劳动、资本密集型向技术、智力、知识密集型转变,由粗加工向深加工转化,由低附加值产业向高附加值产业转化,促进产业结构不断转化并逐步趋向结构高级化。积极实行项目带动战略,提高知名产品的市场占有率,支持并培育优势企业,发挥优势企业的带动作用,创建极具竞争力的企业集群,最终形成支撑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优势产业集群。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任何一个区域的经济发展都是由其具有优势的产业发展所决定的,而区域优势产业的形成则取决于区域比较优势和企业竞争优势的大小。区域优势产业的形成可以归结为三个方面的原因:(1)资源禀赋差异。(2)规模经济要求。(3)区域分工协作关系的深化。一个区域优势产业的评价指标体系,它包含的主要因素有:企业获利能力、产业集聚和市场影响力。
优势产业的区内作用机制至少分为对区内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城市化的作用,前者反映了优势产业对区内经济增长的贡献,后者反映了优势产业对区内经济结构的影响。
一个区域的优势产业发展不仅会带来区域内的生产要素的重新配置,而且会导致生产要素在区际间的重新配置。这种配置的结果是各区域的经济总量和分工格局发生变化。培育优势产业的途径有:(1)、推进制度创新。一流的制度造就一流的产业。(2)、实行科学的产业政策。只有实施科学合理的产业政策,才能引导产业形成竞争优势。(3)、优化产业发展的外部环境。只有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才能造就富有竞争力的产业。(4)、立足于产业组织创新。合理的产业组织,是优势产业成长的前提条件,一流的产业组织造就一流的产业。要培育一批有较强核心竞争力的大企业,带动优势产业的形成;要努力形成大中小企业分工协作,共同发展的格局;要通过产业群的培育,强化优势产业的竞争力。(5)、把产业技术创新作为最关键的因素。产业竞争就是产业技术的竞争,产业发展的差距集中体现在产业技术的差距上。要在关键技术上取得突破,就要加强科技合作,强化产业技术得以引进与消化
5.提高区域创新能力
中部六省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而物质资本的贡献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中部走的是依靠物质资本驱动为主的高消耗、高污染、低产出、低效益的“粗放型”发展道路。大力提高中部地区区域创新能力,尤其是自主创新能力,是实现中部崛起强有力的突破口。中部六省区域创新能力不强,其成因是多方面的。与创新能力较强的东部经济区相比,主要有如下几个不足:科研投入不足;自主创新意识不强;企业创新能力过弱,成果转化滞后;引进外资与高新技术等方面力度不大,计划经济成分过多。解决的措施有增强科技创新意识,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构建科技创新人才高地;加快创新力度和转化周期,创建产学研一体化创新体系;建立中部区域科技创新圈,形成中部六省技术创新高地和产业发展龙头地区;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增强核心竞争力。
提高中部地区区域创新能力,必须坚持人才战略。中部地区人才形势严峻。目前中部地区每万人中人才数量为323人,低于全国487人的平均数。中部崛起,人才是不可或缺的“内力”。实施人才战略的重点是要建设好三个团队,一是领导人才团队,二是创业者人才团队,三是专业技术人才团队。为此,必须大力发展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
6.努力构筑开放型经济体系和现代市场体系
中部地区对外开放度较低。2002年,中部实际利用外资仅为70.4亿美元,仅占全国的10.93%;进出口总额为164.5亿美元,仅占全国的4.24%;外贸依存度为7.34%,比全国平均水平低42.8个百分点。由于中部地区一直都不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人们思想观念相对陈旧保守,体制机制不活,经济活力不足。我国已经加入WTO,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将日益增强,我们只有选择开放,融入全球化,才能变被动为主动。树立“大开放促进大发展”的理念,广借天下之力为我所用,使中部成为东部和国际产业转移的沃土。因此,开放对中部地区而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只有开放了,才能吸引外资和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才能进行观念变革和制度创新。中部要创造良好投资环境,更好培育民营企业的发展。发挥“承东启西、连接南北、吸引四方、辐射八方”的区位优势,吸引东部地区的企业家来中部投资发展,接纳更多的海内外产业向中部地区转移。同时,在经济全球化潮流和现象的同时,并存着区域集团化发展的现象,经济全球化正是通过区域竞争与相互开放形成的——各地区以区域比较优势参与全球大分工。中部地区应积极参与全球大分工的循环中去,利用产业链中的个别链条的比较优势承接上游厂商的订单,形成开放的供应链和密切的外部市场联系。提高对内对外的开放水平。
在促进中部崛起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过程中,为了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就必须大力加强现代市场体系建设。其主要内容和要求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强化区域市场与全国市场的统一性,是中部地区建设现代市场体系的重要内容。(2)充分发挥中部地区的区位优势和日益完善的主体交通网络的作用,规范和建设跨区域的商贸流通大市场。(3)建设和完善区域金融市场,大力发展中部地区的资本市场。(4)加快发展产权、技术、劳动力等要素市场。(5)建立健全中部地区的社会信用体系。依据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和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客观要求,中部地区现代市场体系建设的基本途径是,以有利于整个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为目的,促进区域生产力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区域资源共享、经济合作共赢的理念为指导,促进区域优势互补,实现共同发展和繁荣;以市场机制为导向,促使区域内各种资源和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以政府职能创新为支撑,使区域规划相互协调和服务体系彼此配套;以打破区域内部市场封锁和障碍为手段,促进各种产权流转顺畅和各种商品自由流动;以共同利益为纽带,整合资源,实现区域内外经济结构互补;以企业为主体,促进地区竞争力不断增强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以增强整个城市经济网络的功能为核心,促进东中西整体联动与协调配合,逐步形成一个完善而成熟的与全国市场相统一的中部区域大市场。
五、结语
总之,中部地区的崛起,必须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的全局,以“三农”问题为切入点,重点加强中部地区的粮食生产基地建设,加大支持中部的扶贫开发和防震减灾;狠抓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优化机构,推进城乡与区域发展三大着力点,坚持改革开放,积极吸引境外和区外资金,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启动科技创新,推进中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和综合竞争力的提升。大力发展科教事业,提高人口尤其是农村人口的素质和就业能力等。当然,在中部崛起的过程中,容易出现争龙头的现象。但是,龙头老大不是争出来的,而是干出来的,是自然形成的结果。淡化中部地区“领头羊”之争,化解中部各省之间的利益矛盾,通过补助促进中部地区合理规划,推动中部地区的城乡一体化与区域一体化。当前,中部各界以及关心中部崛起的区外认识,要通过多种途径,多种形式反映6省长期研究成果与各种诉求,促进中部政策尽早出台,争取纳入“十一五”规划予以实施,则其作用会更加直接,效果会更加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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